经济观察:中国收紧境外银行卡提现 影响几何?


 发布时间:2020-09-19 13:11:51

中国将加大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力度,有关职能部门将协同作战,从源头防范银行卡犯罪。苏宁在“中国金融论坛·推进银行卡产业科学发展”研讨会上表示,美国等发达国家信用卡行业饱受金融危机之苦,风险指标大幅攀升的情况下,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又好又快。苏宁亦指出,中国银行卡产业处于初级阶段,银行卡发展存在问题和制约,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银行卡犯罪,尤其是近年银行卡领域风险案件频发。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央行、银监会、公安部、工商总局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就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提出若干要求。苏宁表示,对其中具体措施加以落实,包括制定有关损失底线的量化目标责任制,建立对发卡机构和收单机构的责任追究制度;以严格落实账户实名制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为核心,规范银行卡发卡管理;维护持卡人信息安全,防止银行卡信息盗录;加强银行卡交易监测和使用管理等。

据介绍,商业银行、公安机关和中国银联之间已逐步形成风险信息共享联合防范、欺诈事件快速联动处置、安全用卡联合宣传普及三项机制。另据介绍,银行卡犯罪司法解释有望近期出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发法卡量十八点九亿张,特约商户一百二十多万,一季度刷卡交易额达到一点二万亿,占社会消费者总额百分之二十七点七,比去年同期有增加。完。

昨天公布的北京市第三期小客车指标申请情况显示,普通个人小客车指标申请人数持续增长,今年的新能源个人指标可能将在8月全部发放完毕。今年开始,北京每两个月配置一次指标,新能源小客车无需摇号,但控制总量,如果申请人数超过6万,超过部分按照申请时间顺序轮候,在明年优先配置。其中,个人指标5.1万,单位指标3000个、营运指标6000个。最新数据显示,第三期新能源个人指标申请人数达16264个,加上此前两期的22466个,第四期可能将仅剩一万两千多个人新能源指标;也就是说,今年8月,这些指标可能就将用完。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王丽梅说,未来,北京对于新能源车应该还是会延续总量控制的方式。环境拥堵依然没有解决,在北京相当一段时间还都应该有控制。因为担心新能源车指标也变的紧张,一直在摇普通小汽车号的李小姐有些动摇了。

“在考虑下一期要不要参加新能源摇号,担心会不会现在不参加,未来新能源车都摇不到了。”;李小姐说道。普通小客车方面,本期收到个人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2753518个,比上一期又增加了63061个。上一期比例为693人中1人,本期中签率可能将再创新低。此外,现在的摇号中签率将更倾向于久摇不中的人。目前,最早进入摇号池的市民可享受8倍左右的中签率。尽管如此,中签仍不容易。王丽梅则建议,未来的制度设计中,除了久摇不中,应该更多考虑无车家庭的“刚需”。当务之急,也是对公平问题最有影响力的是,对于没有汽车的家庭优先购置,应该超过“排了多久、摇了多少次”,满足那些真正有很强车辆需求的家庭。

针对个人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更多关注高收入人群 据新华社电(记者赵婧)记者获悉,我国正在加快税收信息系统建设,有望在2018年实现征管数据向税务总局集中,建成个人税收征管系统,并实现该征管系统与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同时,我国将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长久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过低,缺乏对个人收入、财富进行全方位调节的重要税种;而间接税占比过高,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直接税就是要以自然人,也就是个人作为纳税人。而直接税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人信息体系的建设能否取得突破。专家表示,建立个人信息体系,一方面需要把个人的基本信息纳入,另一方面需要把个人的收入和财产等经济信息纳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如果一切顺利,我国有望今年全面完成“金税三期”工程建设任务,形成覆盖所有税种及税收工作各环节、运行安全稳定、国内领先的信息系统,并于2018年实现征管数据向税务总局集中。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具体的税收管理上,正在建立的针对个人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更多关注高收入人群。我国将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税务总局、省级税务局集中开展对高收入纳税人的税收风险分析,将分析结果推送相关税务机关做好应对,不断提高自然人税收征管水平。

一段时间以来,个人信息安全备受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在网活跃智能设备数量接近9亿。伴随移动互联网应用向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海量的个人身份信息、生活信息、金融信息乃至生物信息,都会散布于无处不在的网络之中。尽管舆论对于相关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加大,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也有所增强,但个人防范始终跟不上技术演进,正如央视315晚会曝光的那样,用户在公共场合连接一个wifi都面临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电信业权威人士透露,过量采集用户信息已经成为许多手机APP的通常做法。

而由于某些互联网营销公司对法律法规缺少了解或置若罔闻,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依然存在买卖用户数据的行为。目前国内实施的《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工信部《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均有涉及互联网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内容。国内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挑战依然严峻,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执法主体不明确。目前几个部门在该领域都有监管职权,但最终责任落在谁的头上需进一步明确。二是市场上存在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过量采集或者违法交易用户数据的公司没有得到制裁,使得许多中小互联网企业在开展业务过程中效仿类似手段,用户权益面临较大风险。

三是企业法律意识不强,有的公司参与交易用户数据,直到被立案了才知道该行为涉嫌犯罪。专门从事相关领域法律问题研究的刘春泉律师向人民网表示,和其他违法侵权案件不同,个人信息泄漏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界定和举证,即便用户对各种信息泄露问题不堪其扰,但通过民事诉讼维权的难度却很大。参照发达国家做法,由政府监管部门出面,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从国际来看,美国在2012年发生过影响较大的个人信息案件。因为网络浏览器的隐私问题,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隐私保护署(FTC)对谷歌公司开出2250万美元的罚单。

而2014年,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PDPC)对中国某手机厂商展开调查,原因在于该企业未经用户同意,向服务器传输了个人信息。尽管近年来国内个人信息安全领域也查处了一些案件,但至今缺少具有示范意义的大案要案。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安卓手机APP过量收集、上传、保存用户数据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由互联网机票预订等领域的信息泄露引发的诈骗案件屡见不鲜,为数众多的互联网营销公司都声称掌握了海量而精准的用户信息,这些信息从何而来?有的企业不懂法、不守法,日常经营已经涉嫌违法犯罪自己还浑然不知。

相比这几年反垄断执法的频频加码,个人信息安全领域的行政执法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多头治理的环境下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责任主体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新形势下的个人信息安全执法也对执法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查处相关领域案件时,执法者通常面临取证难、界定难、查处难等问题。这既要求执法者掌握先进技术,也要求司法体统对于个人信息安全领域的法律研究要深入,实践要准确。在生物识别(指纹、眼球识别等)、移动金融技术加速普及的当前,优化国内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环境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因为这些信息一旦被采集并违法使用,对用户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就不再是收到几条垃圾短信那么简单。从全球范围看,移动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大数据应用不可阻挡。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已经成世界性、产业性的挑战。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数亿网民的海量个人信息时刻都在看的到光纤网络和看不到的4G网络上奔流不息。营造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法治环境、执法环境,是产业繁荣和用户安全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突破执法瓶颈,保障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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