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需"松""紧"搭配


 发布时间:2020-11-22 11:05:42

专家:曹远征 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得即是失,失即是得——这一传统的中国式辩证论用于注释当今百年一遇、发生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大风暴竟也非常贴切。由于金融创新走得太快,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繁荣得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美国经济因此摔个大跟头;而中国等发展国家恰恰是因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慢,竟然赢得了转身的机会。金融业的发展是否要回到控制风险的原点,而非赚钱工具? 要化解这层危机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 曹远征表示,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属于金融现象,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出现了问题,而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如清算、支付、存储等还没有受到破坏。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必要认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些金融机构倒掉是允许的。但在特定范围内这次危机还是不可小觑:第一,此次金融危机的核心是美国债务与GDP的比率创下了历史新高,这种寅吃卯粮的发展模式是不可以持续的。

在此回落的过程中,一些大金融机构倒下不可避免。第二,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打击,急剧影响国际贸易,从而引发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衰退。第三,美国会大力救市,为此美国政府将提供更大量的美元,美元会因此贬值,这将造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打击,各国经济均出现震荡。要化解这层危机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史无前例的危机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包括:尽管金融业务可以单独发展,但不能脱离实体经济。两者的结合点在哪里、多少比例才算合适,需要继续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必须重新放在依靠内需及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 曹远征表示:“我们的金融体系受到的直接冲击很小。说到底,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可以有多个。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白,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必须重新放在依靠内需及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而不能再寄望于欧美的虚拟经济造成的‘市场’的复苏与扩大。

这种转变迫在眉睫!唯有这样,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才有可能与西方经济发展周期相脱节,从而避过这场危机。中国是有能力和可能做到这点的,因为中国的财政有盈余、顺差也能保持下去。” 另外,金融机构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原点去追问。实际上,金融机构最主要的职责是评估风险,给风险定价。但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忘了此点,“风险”因此变得神龙不见首尾,当风险积累到可怕的程度时,我们已错过了处理风险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必须很好地遵守传统的金融原则。此外,还有一点迫切需要得到改变:目前我国只是对传统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对投行、对冲基金还没进入严格监管。国际银行业的经营方式是混业经营,银行业务是否应该分业经营?这也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银行业的杠杆倍数应该是多少,我们也要重新测定和管理。

比如说原来有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时,规定的投资杠杆率是12.5%。但是大投行们在实际运作中杠杆率都非常之高,远远超过了这个比率。“我们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过去和现在都习以为常的国际金融创新性的运作法则都要被重新思考,一度被放松的金融监管需要加强。”曹远征呼吁。(陈海玲)。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现在1—9月,全国新增信贷是86665亿人民币,这个信贷数量确实比较大。第一位的目标一定是“保增长”,为了“保增长”就要有一些代价,这是必须要付的成本。姚景源表示,现在1—9月,全国新增信贷是86665亿人民币,这个信贷数量确实比较大。我曾经讲过,我要批评信贷发放。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选择科学,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比如我们要“保增长”。我认为“保增长”要有它的成本,为了“保增长”我们不得不放慢结构调整的步伐。当然今年结构调整也有进步,但毕竟是慢于“保增长”。姚景源表示,为了“保增长”,必须要投放相当数量的信贷。

为什么?去年下半年这场危机突如其来,当时上万家企业停产,我在东莞看到很多外商老板都跑了。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的状况,上千万农民工被迫回到家里,当时的局面必须要把经济稳定,不能让它往下掉。如果经济下行,当时不仅是经济,社会都不稳定了。所以第一位的目标一定是“保增长”。姚景源说,为了“保增长”就要有一些代价,这是必须要付的成本。就像我们有病似的,有病要吃药,但是吃任何药都有副作用,但不能因为有副作用就不吃药。我们吃药,随着病的好转,我们就可以减少吃药。(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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