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预防冤案再现更需理性司法


 发布时间:2020-11-22 11:27:55

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最高法党组书记调整的决定。最高法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会上表示,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神圣,我们要接好人民法院事业的“接力棒”,保持工作连续性,不断把人民法院工作推向前进。王胜俊、沈跃跃、万鄂湘、周强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王胜俊、万鄂湘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强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跃跃表示,周强担任过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重要领导职务,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领导经验。他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组织领导和宏观决策能力比较强,有改革创新精神,注意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相信他一定会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法院系统广大干警,勤奋工作,开拓创新,推动人民法院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成绩。王胜俊对周强担任最高法党组书记、院长表示热烈祝贺。他说,5年来,我和大家携手并肩、共同奋斗,立足中国国情和法院工作实际,妥善应对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认真谋划人民司法事业发展大计,为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万鄂湘说,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工作紧密相连,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会一直关注国家司法事业,全力支持司法体制改革。周强表示,王胜俊长期从事政法领导工作,政治立场坚定,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领导能力突出,工作作风扎实,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5年,不仅留下一系列好思路、好作风、好经验,而且培养带出了一支素质优良、忠诚可靠的干部队伍。周强表示,我们要接好人民法院事业的“接力棒”,保持工作连续性,坚持人民法院长期以来形成的好传统,尤其是这五年来积累的新经验,继承创新,扎实工作,始终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突出抓好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基层基础等工作,不断把人民法院工作推向前进。周强生于1960年,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拥有法学硕士学位。

他曾长期在司法部工作,先后任司法部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干部、主任科员,办公厅副主任、法制司司长。1995年,周强被调往共青团中央工作。2006年,46岁的周强开始了他主政地方的历练,先后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湖南省委书记。(完)。

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河南省高院、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冤假错案的防范与救济”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分别从转变办案方式、拓宽当事人申诉途径及错案责任追究等方面提出防范对策。专家认为,坚守“疑罪从无”原则,将会避免冤假错案。北师大刑事法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说:不论是赵作海案,或是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都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即公安机关在获得一些线索后,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对其刑讯逼供,以口供为中心展开侦查,印证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后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遂提起公诉,而审判机关在证据不完整的情况下,降低定罪标准,对被告人作出不应有的惩罚。专家认为:冤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使冤案得以昭雪的救济途径。

已知的冤案之所以被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竟然只是因为真凶出现,或者杀人案件中,被害人的“复活”,而很少是通过制度内的再审渠道,及其他刑事案件审查机制被发现的。可以说,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现极其偶然,对于当事人而言,可谓是“天上掉下馅饼”的运气与侥幸。张立勇院长说:防范冤假错案,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也许这会使一部分真正的作案人暂时逃脱惩罚,但不这样做,就必然会使一部分无辜的人被错误追究。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错放有罪,绝不可错判无辜。与会专家认为:冤假错案的发生,会给受冤者个人带来巨大伤害,而精神赔偿对于安抚受冤者及其亲属的心理创伤,促使仍活着的受冤者积极回归社会,有一定意义。

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冤假错案的精神赔偿制度,不能在防范冤假错案上心存冷漠和懈怠。线索提供 程彤。

内蒙古自治区高院正式向呼格吉勒图家属送达再审裁定,社会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最终宣告无罪。再审判决主要内容:一、撤销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1996)内刑终字第199号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呼刑初字第37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蒙冤十八年,从“真凶”再现亦是将近十年时间,呼格吉勒图案才平反,这一结果来之不易。个案获得昭雪,自然是一件幸事,接下来还得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以及给予国家赔偿,给家属和公众一个交代。但是,我们更应当关注冤案产生的土壤与机制,必须从制度上铲除这些土壤,才是重中之重。

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年产生呼格吉勒图冤案的一些土壤正在消除和消失。其一,当年呼格吉勒图案处于所谓的“严打”期间,一切从重从快,从案发到执行死刑只用了62天。但是,今天“严打”已经不再提,司法回归常态化,今后这种草率侦查、起诉和审判估计较少发生。其二,当年死刑复核并没有收回到最高法院,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仍然是由内蒙古高院自行复核的。而现在,死刑的复核权已经上收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对于死刑复核比较慎重,像呼格吉勒图这样的冤案今后恐怕也很难通过死刑复核。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看到,许多可能产生类似呼格吉勒图冤案的土壤并没有消失,仍然可能继续生产冤假错案。其一,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当年,呼格吉勒图正是遭受了生不如死的刑讯逼供,才被迫作了有罪供述,但这样的非法证据并没有在法庭上得到有效排除。2012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机制,但这一机制仍然很不完善,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很难保证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能真正得到排除。其二,“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呼格吉勒图案在审理中,疑点重重,但是,最终仍然认定其有罪。

在今天,“疑罪从无”原则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确立,但是,在实践中“疑罪”往往还是从有,或者是从轻、从挂。如此,冤案还是难以避免。再有,冤案平反的机制也是令人揪心和遗憾。一方面,冤案平反往往难以启动,像呼格吉勒图案,历经十年才启动再审程序,而河北的聂树斌案,也是历经多年才启动再审程序。另一方面,冤案平反往往依赖于“真凶再现”和“死者复活”,像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的平反都是如此,真正能以“疑罪从无”进行平反的冤案寥寥无几。再一方面,冤案平反也往往依赖于审判法院自行纠正,导致冤案平反步履维艰,像最近聂树斌案由山东高院异地审理,只是一个特例,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机制。

要确保类似的冤案不再产生,以往的冤案能得到有效纠正,就必须认真思索冤案产生的土壤,下大力气进行司法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完善法律以及最大限度地落实现有的法律规定,让冤案不再成为社会的心头之痛。■杨 涛。

证据 冤案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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