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购物”案漫漫长辩 律师累得打起瞌睡


 发布时间:2021-02-25 16:02:23

贿赂犯罪侦破难,原因在于证据收集难。在刑诉法对保障人权、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等方面作出重大修改的情况下,必须结合贿赂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实际,对贿赂犯罪证据的收集固定进行认真研究。笔者认为,要收集有效的贿赂犯罪证据可采取以下策略。一、注重在初查环节收集证据。初查是否扎实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与案件质量的高低,因此要制定精细化的初查方案。一是注重查明案件细节。对案件时间、地点、人物要通过搞准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力争形成先证后供、以证促供、以供印证的良性循环。二是要注重获取关键物证。要围绕犯罪嫌疑人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不动产外围取证,把主要关键性证据固定在初查阶段。三是侦查方案要及时进行调整。要根据案件及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初查方向、对象、重点及措施,避免流失或泛化侦查对象。二、注重在讯问中获取言词证据。一是要把握好案件的立案时机。要在受贿人尚无心理准备时,果断立案拘捕,使受贿人与外界隔绝联系,从而取得关键性言辞证据。二是重点突破行贿人心理防线。利用政策攻心和感化教育等方式对行贿人进行思想教育,使行贿人放下思想包袱,从而取得可靠的言辞证据。三是要确保证据的确定性。

对行贿人和受贿人就行贿和受贿数额不对等、犯罪时间、场景地点不一致等情况,要反复讯问,取得确实、充分的言辞证据。四是要保证证据的全面性。对嫌疑人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审讯人员所作的不同供述详细做好笔录,形成书面文字或制作录音录像,并将这些资料全面收集、整理、归类、移送。三、注重做好集中取证和外援取证。在侦破窝案串案后,要以集中取证的形式快速取证。在取证工作中遇到有的单位或者个人不愿意如实作证的时候,要巧妙寻找外援帮助取证。自侦部门应当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合作交流。坚决摒弃办案拖拉、战线过长等现象,在扎实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整合侦查资源,依法快侦快判,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出现。四、注重做好衍生证据的收集。“一对一”行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主要依据行贿人的证言和受贿人的供述,而言词证据在证据体系中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行受贿案件主要证据呈现单一性,要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行贿人翻证的出现,必须对衍生证据进行收集与固定,要做到及时、全面、深入,真正穷尽每一个间接证据的可利用性,将独立的一对一的行受贿证据发展成为体系完善、相互印证、环环相扣的树状证据体系。

五、注重运用科技手段收集证据。刑诉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侦查部门需不断加强科技强侦,加快电子取证、手机定位、话单分析及心理测试等装备的应用。应以市级以上单位为依托,以基层单位为基点,构建包括通讯、房产、银行和社保信息等信息集中性技术侦查平台,提升侦查部门的取证能力。(孙健 作者为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9日上午11时许,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接110报警称,一男子在地铁列车内躺在座椅下对女乘客腿部进行骚扰。接报警后,民警在地铁2号线东直门站列车内将该人抓获。公共交通上遭遇“咸猪手”不是什么新鲜事,媒体和警方都给了很多防狼招数,其中一招就是面对骚扰要敢于反抗。但很多时候,被骚扰者选择息事宁人,正如警方所言,这其实助长了“咸猪手”的嚣张气焰,也正是因此,骚扰者少有被抓或受到惩处的。之所以面对骚扰要反抗,不仅可以警告骚扰者,明确的不满或反抗也是判断“咸猪手”行为是否构成骚扰的重要证据。同时受害人立即报警,并尽量多留下证据,骚扰者就很有可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在高科技时代,手机等移动终端录音录像都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留下骚扰的证据其实不难。譬如此次北京地铁“摸腿男”迅速落网,就和市民的积极作为分不开。如果最终证实,嫌疑人很有可能构成猥亵罪。按照法律,该罪名最高可判五年。这样的震慑,也是很好的警示。

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历时一个月。这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出台后的第二次大修。此次修正动议于2004年,但由于参与各方难以达成共识,一直到今年6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日程才得以确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全文仅164条,1996年首次修正后增订为225条,此次草案拟增加到285条,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七大方面。其中,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解决证人出庭难、细化逮捕条件、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等内容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刑诉法草案的进步是有的,但突破性的内容还是有限,关键问题是缺乏保障实施的操作性规定,欠缺救济性条款。”8月2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人”、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律师,详解刑事诉讼法草案。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并非“沉默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被修改为“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中国青年报:草案中删除了以“威胁、利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您怎么看? 田文昌:原来规定里是有的,后来在草案里拿掉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倒退。我认为,这些禁止的非法手段还是要明确为好,比如说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的人身安全来威胁他们获取口供,这同样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只要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和肉体受到伤害的方式”获取的证据都是非法的,尽管不能罗列所有的非法方法,但还是要详细、明确为好。事实上,在实践中绝大部分非法取证是采取威胁、利诱、欺骗为手段。如果连这种规定都取消了,等于给非法取证开了更大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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