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治腐还需“道之以德”


 发布时间:2021-03-02 05:58:18

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昆明天祥中学迎来了70华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7位学生先后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院士,该校特地为这7位院士在校园里立了一面院士墙:“适逢七秩,立院士墙,俾学府之辉煌,铭刻流芳。愿后学诸君,怀仰止之望”。昆明天祥中学成立于1940年,当时由西南联合大学校友邓衍林、张德基、熊德基、刘伟等人创建。确定了以“北大之民主,清华之务实,南开之紧张活泼”作为办学方针;办学精神是“民主治校”、“严谨办学”、“自由教学”、“兼收并容”;校训是“紧张、活泼”。多年来,学校严谨治校、延揽人才,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好,声誉高。抗战期间,闻一多、吴晗、华罗庚等西南联大教师经常到天祥中学讲课。

他们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使学校的教学质量达到相当的水平。天祥中学校友许渊冲(北大著名教授、翻译家)曾豪迈地称天祥中学是“天下第一中学”。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中先后有朱光亚、申泮文、朱亚杰、池际尚(女)、严志达、黄润乾成为中科院院士;王浩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校庆当日,72周岁的黄润乾院士也进校和师生团聚。他和校友交流时说:“中学阶段是一个人德、智、体发育成熟最关键的时期,我初、高中都在天祥学校就读,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后来能够考取国内最好的大学,被选拔出国留学,最终成为一名科学家。是天祥中学的好校风、好学风、严格的纪律和朴实的生活,锻炼了我。后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都能坚忍不拔,工作踏实、勤奋、严谨。

是天祥中学这个摇篮,指引和扶持我走向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并在事业和为人上终生得益。” 天祥中学校长商家政表示:“忆往昔,我们忘不了曾经的艰难岁月,忘不了那些仁人志士出钱出力,白手起家创办天祥中学的义举。看今朝巍巍校门闪耀天祥精神的光辉,我们将效先贤楷模,仿联大榜样,薪火相传,勇攀高峰,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合格人才。”(完)。

有一种造假,绝不会让人“愤怒疲劳”,见一次,恨一次。比如: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研究表明,我国论文买卖已经形成产业,去年规模高达10亿元。记者在杭州调查了解到,论文中介从买到卖到刊登,早已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条,任何专业、任何行业的论文都能写。更令人齿冷的是,写手中不乏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所制造的“假”论文面向各层次毕业生出售。学术良知、职业操守确乎成了异常稀有之物,乃至舆论千呼万唤,也没能唤来“浪子回头”,喝断如此庞大的论文买卖产业链。更何况,流水线一般炮制的论文,已无关学术,买卖双方已然没有学术追求,又何来学术观点?在这里,所谓论文已经沦为地下交易的商品,所谓高知写手也不过是论文的攒凑工具,甚至商业“文奴”。

所以,与其喋喋不休于道德批判,莫若回头审视一下庞大的论文需求背后的教育之弊。无须多言,正是目前以论文及论文数量评价学生的教育体制,催生了庞大的论文需求。教育政策方面,既没有在严格论文评审方面有些许新举措,也没有在探索新的学生评价方法上有任何动作,而是任其泛滥流俗,懒洋洋地抱残守缺。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在谈到“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指标时说,现在许多学校的论文指标都是自行规定的,初衷是为了督促学生学习,避免混文凭。现在的问题是,论文指标已非让学生混文凭,而演变成了买文凭。如此糟糕透顶的态势,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警醒、反思并且寻求改革吗? 一向自诩严进宽出的高等教育,在上世纪末快马加鞭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不得不做出宽进严出的选择和承诺。

十年过去,却沦为了宽进宽出,仿若批量生产的流水线。高等教育,必须厘清到底要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这个基本定位问题。否则,产业化论文买卖的规模只能无限创新高。本报特约评论员王涵义。

-梁若水 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走了,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故事有两则:一是,他极为忧虑中国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认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他一生不喜欢做官,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在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时,他回忆自己的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里有许多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钱学森感叹:“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另据跟随钱学森多年的秘书涂元季透露,1984年,中国科协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一届主席候选人,但钱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发了火,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直至惊动中央,最终是邓大姐出面做工作,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届科协主席。而从10卷本《钱学森书信》中我们还看到,即便是“逢官必副”的钱老仍有许多请辞各种职务和拒不担任一些职务的信,比如主动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坚决要求辞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还有辞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各种学术顾问、名誉会长、荣誉教授等等。就连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力学学会要选他连任名誉理事长,他也写信拒绝。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大家想到了当下学术界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时下,在我们的学术界,官学不分似乎只是一个潜规则,但在现实中这个倾向却愈演愈烈,而且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与钱老相反,今天的学者们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甚至大学的地位取决于大学校长的级别,学术带头人往往都有一定的行政职位。因为大凡科研立项、科研经费常常要由各层级领导部门审批,更大的科研立项要获得国家级科研经费,行政部门的审批者要看学术带头人的名气,而申请者更要会走“上层路线”……与此同时,没有学术背景的官员则热衷挂一个学者身份,那么多官员在职读博,那么多官员喜爱出书不就是证明吗?一个刚刚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同学直白地告诉我:“我可不想当什么陈景润,要像我们大学的×××老师一样,既是学者又是官员更是老板,善搞关系,会拉课题,百万科研经费轻松搞定。

这才是有本事的人呢!否则,你连科研经费都拿不到,你还混什么……” 不能说所有的学子、学人都那么崇拜权力,但在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的氛围里,在官本位思想的熏陶下,哪个人能做到不“人云亦云”、不“随大流”?哪个人敢当“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怪人”?当然,只能出现钱老说的那种“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人,当然,更不会有大师、顶尖帅才出现了。看来,要想真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大师,归根结底还要有培育产生一代大师的学术氛围,在制度上更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笔者以为,所谓在制度上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可改可变的地方也许千头万绪,但关键的一条也很简单明了:官学分家。在学术界,官学分家意味着:学术权力应该也可以远远大于行政权力,学术的事情真正由学者做主,科研课题只能由科学家决定,不能以行政手段简单决定科研工作的快慢,不能以官员的意志粗暴代替科研规律。唯有如此,官本位在学术界才能没有立锥之地,学者才能回归学术,专心学问,像爱因斯坦所说:以追求真理作为目标,而不仅仅把学术作为谋生手段,更不会把学术当成赚钱的手段。

学术界的官员们则当好服务员的本职角色就可以了,起码让学者们不再为课题经费疲于奔波,而大可不必勉为其难,附庸学术之风雅。

院士 王鸿祯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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