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扩围


 发布时间:2021-01-17 11:34:54

银监会8日召开发布会介绍民营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情况。银监会表示,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民营银行资产总额1329.31亿元,各项贷款611.57亿元,各项存款428.2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0.54%,拨备覆盖率471.21%。银监会指出,截至目前,银监会共批准筹建11家民营银行,其中6家获批开业。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民营银行资产总额1329.31亿元,各项贷款611.57亿元,各项存款428.2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0.54%,拨备覆盖率471.21%。银监会称,今后一个时期,民营银行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科学研判形势,加快改革创新,严守风险底线,改进金融服务。

一是坚守市场定位。二是加强创新探索,用新的体制机制、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产品服务,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填补金融服务空白点,有效缓解“融资贵、融资难”等突出问题,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三是做实风险防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巡视员刘建红4日表示,目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开展常规化业务的条件基本具备。下一步希望会同各个部门积极研究,将其作为常规性业务开展,发挥其盘活存量、分散风险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刘建红表示,随着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虽然规模不大,但管理制度基本完善,投资者稳步扩大,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开展常规化业务的条件基本具备。刘建红称,将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范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通过调整其资产池中的基础资产范围和结构,可以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和配置,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将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范围,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选择相关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

她同时表示,将完善制度建设,探索更加稳健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步也将结合市场发展实际,加强对其业务各个环节的持续审慎监管,探索更加稳健的风险管理机制,防范风险和监管漏洞,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据介绍,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总体发展顺利,但2005年来一直处于试点阶段。市场规模偏小,层次不高,市场中的中介还不完善,需要在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加以改善和解决。到2013年第一季度末,资产证券未到期的余额是278亿元,而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余额是26万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是66万亿元。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的产品有9.28万亿美元。无论与债券市场相比还是与信贷市场相比,我国信贷资产证券的发行量和余额都非常少。而近年市场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需求强烈。试点中,各类金融机构均表达了积极参与试点的意愿。

刘建红称,目前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层次不高。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制度就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管理办法,是属于央行和银监会共同发布的部门规章,立法层次不高。需要抓紧开展相关立法工作,将部门规章上升为国家立法。再次,市场中介服务不够完善,需要加强对市场中介机构的培训和管理,规范市场环境,加强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管理,督促中介机构提高技术水平和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记者 任晓 实习记者 毛万熙。

对待资产证券化与信用衍生品,应当在风险可测、可算、可控,能够有效管理和加强监管的基础上,鼓励市场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与金融衍生品的无序繁衍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但金融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们不可因噎废食,因为发达国家吃过亏就敬而远之;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其中的风险,通过更严格的标准和更有效的监管,规范其发展,有效防范风险,不覆前车之鉴。”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近日撰文指出。王兆星强调,监管改革不是全面否定和禁止资产证券化与信用衍生品交易,而是为其设置栅栏,使那些“虚胖”的更多具有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意味的金融创新无法“通过”,同时为那些能够提高金融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的金融创新工具继续发挥作用预留空间。王兆星表示,目前,对资产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的监管改革更多是明确了变革方向,而许多具体的监管标准和要求尚未最终确定。在最终方案敲定的过程中,对于相关监管标准的改革原则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正在讨论的监管标准还未完全反映业界衡量相关风险的技术手段,应进一步细化,提高监管标准对风险的敏感程度,鼓励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其风险管理手段。

另一种声音认为现有的方案已经很复杂,不利于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应抓紧简化,只有在理解一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执行一致,减少监管套利,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金融稳定。他认为,监管标准应侧重守住风险底线,但同时也要注意提高风险敏感程度,为金融机构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提供激励机制。金融危机后,有一股全面否定资产证券化的思潮,认为资产证券化带来的道德风险太大,应当彻底关闭。王兆星认为,资产证券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不失为金融机构主动管理资产负债表,提高金融效率,完善市场结构的工具。至于信用衍生品的争议就更大了,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至今仍没有这类金融工具,对其未来发展心存疑虑。以我国为例,我国已开始资产证券化试点,但只是一些简单的分层设计,并未引入信用衍生品等交易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对待资产证券化与信用衍生品这个问题,王兆星认为,还是应当在风险可测、可算、可控,能够有效管理和加强监管的基础上,鼓励市场积极探索。王兆星还认为,应该处理好外部评级与内部模型的关系。危机刚刚爆发时,曾出现过禁止使用外部评级的动议。但后来的进展表明,外部评级对资产证券化仍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最为理想的安排是外部评级与内部模型可以互相验证。

对于大型金融机构而言,虽然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但双验证还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对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其风险管理能力和技术很难达到用内部模型衡量证券化产品风险的要求,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外部评级的过度依赖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工作组推出了简化监管公式法,直接赋予各层级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权重。但鉴于证券化产品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简化监管公式法能否全面覆盖、与外部评级计算的资本要求是否可比、是否带来更大的监管套利空间等问题仍有待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此外,对于中央交易对手的出现有可能创造新的系统性风险。他表示,通过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可以减缓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提升市场信心。但这种将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然后强化监管与信息披露的方式仍然会带来新的系统性风险。中央交易对手设计了违约基金保护机制,但该基金应保有多大规模需要时间验证,过低可能造成严重的系统性危机,而过高又可能造成效率过低,降低衍生品市场通过中央交易对手清算的积极性,需要很好地平衡。夏青。

证券化 银行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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