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双马”战移动支付 牌照增加将提供多选择


 发布时间:2021-05-10 12:33:55

转眼2014年已行近尾声。就在不到一年前,互联网公司腾讯推出的微信红包,依然让人记忆犹新。数据显示,从除夕到初八,逾800万用户参与“抢红包”活动,微信借此绑定了大量银行卡。甚至有人调侃,“微信一夜之间干了支付宝8年的活儿”。这正是创新的力量。在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要么创新,要么进博物馆,历史车轮容不下哪怕短暂的犹豫。而这一点,在中国的期货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互联网引领期货创新路 正如业内人士所说,期货行业必须直面一个事实,就是以佣金作为主要收入的营业模式必定不可持续。数据显示,行业佣金水平已从两年前的约0.08%降至现在的约0.025%,仅相当于以前的30%,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危机之下,需要变革。当前,创新措施在行业内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向互联网转型是期货行业创新的重点。例如今年8月,东海期货率先推出基于微信的交易平台,成为渠道互联网化的先行者。“互联网作为金融产品的销售平台具有天然优势。”国投中谷期货研究员王琳指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成本低。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供求双方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行完成信息甄别、匹配、定价和交易。其次,效率高。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由计算机处理,操作流程完全标准化,客户不需要排队等候,业务处理速度更快,用户体验更好。最后,覆盖广。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客户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的约束,在互联网上寻找需要的金融资源,客户基础更广泛。互联网期货业务已得到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指出要引导证券期货互联网业务有序发展,建立健全证券期货互联网业务监管规则,支持证券期货服务业、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产品、业务和交易方式,支持有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参与资本市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扩大资本市场服务的覆盖面。如果说互联网代表渠道的颠覆性创新,那么产品创新则是期货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新“国九条”提出,发展商品期货市场,以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和配合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为重点,继续推出大宗资源性产品期货品种,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以对冲风险为目的使用期货衍生品工具,清理取消对企业运用风险管理工具的不必要限制。

制度是期货业创新保障 期货业创新之路,离不开制度保障。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经形成了以《条例》为核心,以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体,以若干规则细则为补充的规则体系,建立了“五位一体”的期货市场监管工作机制以及跨市场、跨部委监管协作机制。“《期货法》草稿采用了期货公司结合期货牌照对期货公司进行规范,允许各类市场主体申请期货牌照。”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期货法》起草小组组长尹中卿表示,大资管、混业经营已经成为趋势,当前经营主题多元化。近年来,跨业投资明显增多,综合经营渐成趋势,需支持民营资本、专业人员等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出资设立期货经营机构,为未来期货市场多元化落实必要的条件。展望未来的创新步伐,金瑞期货研究员严瑞红认为,期货业创新之路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进。首先,尽快推进期货产品品种的转型创新。其次,清理不合理的行政限制措施,推进管理创新。最后,推进期货公司转型,提高服务能力。实习记者 叶斯琦。

□中央党校政法部经济法室副主任 王伟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有其特殊性,如跨地域、跨时间、业务相互渗透、综合性强等特点,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难以有效适应监管需要,需要不断创新。当然,互联网金融并未从本质上颠覆金融特征,因此,互联网金融监管也应遵循金融自身的规律以及市场监管的内在逻辑。所谓金融的逻辑,无非是在陌生人社会下,不同交易主体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信用交换问题。信息是信用交换的基础,信任是信用交换的本质。离开了这两者,金融业就魂飞魄散了。无论是众筹、P2P还是其他互联网金融派生形式,都没有背离金融的这一本质。信息规制是最基础的方法。

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可以让人们知道交易对手是谁(包括交易平台及发起人等),交易标的是什么,交易风险有哪些,交易前景如何等。由此,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信息规制就成为互联网监管的基础。互联网金融需要以交易双方之间的信赖为前提,因此,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成为信用规制的核心指标。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展互联网企业信用评级,鼓励会计、审计、法律、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互联网企业提供相关专业服务,实际上就是在信息规制的基础上,实施相应的信用约束。

在专业评级机构介入之后,既可以对互联网的各方参与者进行机构评级,也可以进行产品和服务评级。那么,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基本路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除了前述的信息规制与信用机制外,还需要再加上适度的市场准入规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社会监督,保住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底线等几方面内容。一是适度的市场准入规制。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具有高度竞争性和时代性的金融形态,过多、过宽的行政许可将削弱甚至扼杀其创新活力,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当前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应尽量少施加高强度的管制措施。原则上,除了现有的金融市场准入行政许可事项外,不宜再增加太多行政许可。

但基于审慎监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采取注册、备案等相对中性或者低强度的市场准入措施。此外,也可以考虑以负面清单机制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进一步规范,更清晰地划定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边界。二是对合同自由的规制。当前,对互联网中合同自由实施必要的限制,主要是要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规则,运用相关法律规则对互联网交易平台、互联网金融发起人等具有优势地位主体的格式合同条款等进行适当规制,保护居于相对不利地位的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就具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可由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拟定示范性的合同文本,重点是防止以格式合同条款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三是标准规制。在标准规制时,既要考虑到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审慎监管标准以及市场主体的行为标准等。行业自律标准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协会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和标准,加强自律惩戒,可以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确立有效的标准规制。四是金融安全和稳定。如何建立互联网金融的金融安全和稳定机制,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当前,尤其要严守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两条底线”。国务院近期决定在全国进行一场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行动。笔者认为,在此过程中,监管部门应在摸清互联网金融安全和稳定底数的基础上,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下更多的发展和腾挪空间。

未来,可以考虑在现行公司法、破产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和完善针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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